原告：马世林，男，５９岁，青海省民族学院教材编译处副译审，住青海省西宁市西关街１２０号。 原告：毛继祖，男，５８岁，青海省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副教授，住学院１４号楼１０１室。 原告：王振华，男，５４岁，甘肃人民出版社藏文室副编审，住出版社住宅楼。 追
原告：马世林，男，５９岁，青海省民族学院教材编译处副译审，住青海省西宁市西关街１２０号。
原告：毛继祖，男，５８岁，青海省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副教授，住学院１４号楼１０１室。
原告：王振华，男，５４岁，甘肃人民出版社藏文室副编审，住出版社住宅楼。
追加原告：罗达尚，男，５４岁，原青海省药检所干部，现甘肃省中医学院教师，住该学院。
被告：青海省药品检验药物研究所。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北大街８０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郭鹏举，所长。
被告：青海省卫生厅。地址：青海省省政府西楼１楼。
法定代表人：于丽璇，厅长。
追加第三人：青海省文化局文物商店。
法定代表人：郑继才，主任。
自１９６８年起，青海省药品检验药物研究所（以下简称药检所）组织本所人员开展藏族地区藏药资源调查活动。在调查中发现，藏医药人员所有文献基本上源于藏文藏医药古典著作《晶珠本草》（以下简称《晶》）和《四部医典》（以下简称《四》）二书。为发掘、整理藏医药遗产，丰富祖国医药宝库，药检所干部罗达尚于１９７８年向省科委申请将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由藏文译成汉文的课题计划。省科委于１９７９年向药检所下达了翻译、整理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科研项目，拨科研专款５２５００元，由罗达尚担任课题负责人，负责组织、执行事宜。
为了完成这项科研项目，１９７９年９月５日，药检所（甲方）与青海省文化局文物商店（乙方）签订了《关于翻译藏医药文献著作合同》，合同由甲方罗达尚、乙方苟相全代表签订。合同规定：由乙方苟相全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协助甲方完成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翻译；必须根据原文内容准确翻译；遇有典故，可加脚注，唯心色彩部分均可删节，注明（略）字；校审出版过程中，如遇翻译中有关问题，译者有责修改，不再计酬；每千字译酬６元等。合同签订后，苟相全组织马世林、毛继祖、王振华译注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。于１９８０年５月、８月先后完成后，由罗达尚通审、加注、润色后交付甲方。此译注共计汉字６８万字，甲方付给乙方译酬４０９５。６０元。
１９８２年３月，药检所将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译注本送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。后根据出版社的要求，药检所又让乙方将原删节的唯心色彩部分，参照其它版本全部按原文译注，共增译注１２万字，形成全译本交药检所。上海科技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、１９８７年先后出版了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全译本，并将两书稿酬共计９５０７元汇给药检所转交罗达尚、毛继祖、马世林、王振华。但药检所认为，这两部书是委托翻译的，用的是药检所的经费，翻译中已经向译者支付了译酬，所以出版稿酬应归药检所所有，对译者在出版过程中的增译部分可再给译酬１６８０元（一直未领取）。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扉页署名为：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、青海省卫生厅主持，青海省药品检验药物研究所承办，译注者马世林、毛继祖、罗达尚、王振华。药检所为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译本的出版，已支付译酬４０９５。６０元、出版加工费６７７４元、誊写费７８０元、差旅费３１８４。５０元及其他支出１６００元，合计１６３９８。１０元；另应付增译译酬１６８０元。
１９８９年４月，马世林、毛继祖、王振华三人向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：我们由苟相全代表与药检所签订了《关于翻译藏医药文献著作合同》，双方按约履行。后根据上海科技出版社的要求，我们又将这两本书参照其他版本，增译成两部新的供出版的全译书稿。但药检所、省卫生厅借故将译稿从出版社取回进行所谓的审稿。这两部书出版后，省卫生厅、药检所以著作权为该单位所有为理由，扣留了出版社给我们支付的稿酬。要求：１。确认《晶》、《四》全译本的著作权属我们三人及罗达尚共有，责令省卫生厅、药检所停止侵权活动；２。药检所退还扣留的出版稿酬以及扣留期间的利息。药检所、省卫生厅辩称：翻译出版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是卫生厅、药检所的一项科研任务，一直是在药检所的具体组织领导、联系、安排下进行的。该两本书的译注，对罗达尚来讲，是本职工作；对原告三人来讲，是因受委托而承担的工作任务，其劳动报酬已如约付给。因此，两书全译本著作权应为委托单位所有。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法院驳回其请求。
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，认为罗达尚、省文化局文物商店和本案有直接关系，分别追加为原告、第三人参加诉讼。罗达尚诉称：翻译整理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，是我向省科委申请的课题，科委为此拨了款。书是我送出版社的。
「审判」
城中区人民法院认为，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翻译，是罗达尚申请提出，药检所聘用毛继祖等人进行的。在翻译过程中，省卫生厅、药检所进行安排、部署，用的是药检所的经费，药检所给译者支付了译酬。根据《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条（一）、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８日判决：《晶》、《四》两书的著作权、稿酬应归省卫生厅、省药检所所有。
对此判决，马世林、毛继祖、王振华三人不服，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：第一个时期双方签订的翻译合同已履行完毕。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第二个时期里，我们根据出版社的要求，参照其它版本译注成新的全译本，著作权及稿酬应归我们所有。药检所辩称：译注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根本不存在两个时期。按照合同关于“校审出版过程中，如遇翻译中有关问题，译者有责修改，不再计译酬”的规定，第二次增译是继续履行原合同，也是上诉人应尽的义务。
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药检所与上诉人签订的翻译藏医药古典文献著作合同，是建立在药检所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长期调研活动的基础上，由有关上级向药检所下达的科研项目，并拨有科研专款。上诉人增译是对第一次翻译时删节部分的补译，是继续履行合同，上诉人将此分成前后两个时期，违背合同原意，也与事实不符。实际上对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调查、收集、鉴定、插图、译注、整理及出版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始终由药检所课题负责人罗达尚负责通审、润色、加注等工作，是药检所组织、提供资金、资料等创作条件，体现了药检所的意志，由其承担责任，故系职务作品，三上诉人及罗达尚享有署名权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药检所享有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，确认行政主管机关省卫生厅享有著作权，与法相悖，应予改判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，不予采信。根据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，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条（一）、（二）项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一条、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日判决：撤销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民事判决；《晶》、《四》译注本的著作权及稿酬归青海省药品检验药物研究所所有。
「评析」
本件著作权、稿酬纠纷案，一、二审法院都是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施行后审结的，但因纠纷的发生是在该法施行之前，根据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，一、二审法院适用纠纷发生时有效的规定处理本案，是正确的。
但是，对于本案这种情况，当时有效的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和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的并不明确。因此，一、二审法院适用后一规定的第八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处理本案，具有比照性质。
本案著作权发生争议的翻译、整理作品，是青海省药检所的科研项目，它是在药检所十余年的调研活动的基础上，由本所职工罗达尚申请课题后，有关主管部门下达给药检所的，并由药检所确定罗达尚为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和执行人。从事实上看，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翻译、整理，都是由药检所主持，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和承担责任，反映了药检所的意志。因此，翻译、整理完成的作品，在性质上属于职务作品，著作权归法人享有，译者享有署名权，或者说是可视法人为作者的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本案争议的作品的著作权应归药检所享有。而一、二审法院审判本案所适用的具体规定，虽然含有法人主持、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和承担责任的作品，其著作权应归法人享有的精神，但该两项规定，主要是针对编辑作品和出版单位而言的。所以说，适用该两项规定处理本案，具有比照性质。二审法院还增加适用了《图书、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以无相反证明，在作品上署名的人应视为作者为理由，来认定药检所的署名性质，其针对性就强一些。
能否将本案争议的作品定性为委托作品，而按有关委托作品的理论来处理呢？从委托作品的含义来看，委托作品是基于委托创作作品的合同而产生的，而本案发生争议的作品，恰恰是以药检所为甲方，以省文化局文物商店为乙方，通过签订《关于翻译藏医药文献著作合同》、由乙方组织人力协助甲方完成藏医药古典文献著作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文字翻译而产生的。从这个事实来看，将本案发生争议的作品定性为委托作品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按照该合同的内容，本案当事人马世林、毛继祖、王振华仅是合同乙方为履行合同义务所安排的工作人员。乙方义务的性质是协助甲方完成《晶》、《四》二书的翻译。很明显，这样的内容表明，乙方提供的是专业技术性劳务帮助，可以按合同规定获得劳务报酬，而不能表明著作权归乙方。因此，既便作为委托作品来定性，从合同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来看，作品的著作权也是应归药检所享有的。
本案二审法院认为省卫生厅不享有本案作品的著作权，据此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，是正确的。因为省卫生厅并未承担本案作品的翻译、整理任务，它仅是下达科研项目的主管单位。
